在观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时，感受最深的是祖国的日益强大，这让我禁不住想起了父亲那一代人的精神节操和难忘的履历。

父亲叫张自如，听大姑说，父亲民国15年（1926）出生于石泉县大坝西子坪，民国21年家里遭当地地主敲了钉锤（讹诈钱财），我们惹不起只有躲，爷爷奶奶带着6岁的父亲，一家老小8口人从大坝逃到汉阴县酒店垭，在白杨林买下两间破旧的土屋，又在旁边搭了间茅草屋安顿下来。

民国29年中秋节这天一大早，爷爷张申甲把父亲叫到跟前说：满崽呀，躲了这么久，今天你就不躲了，这半个月来，乡长、保长已经来了三次了，说是我们再不把你交给他们去当兵，就要叫我们家破人亡，看来是躲不过去了，你妈炒了两个菜，一会吃了饭你就跟李保长他们走算了，到了部队听长官的话好好干。父亲泪流满面，说不想去。爷爷说：听说现在当兵是去打日本鬼子，这外国人欺侮我们中国人，要说也应该去。你大哥五年前害病死了，你二哥三年前拉了壮丁，去年外头捎信回来说打仗也打死了，你三哥呢是个瞎子，我们只要勤扒苦做，家里总能过下去。唉！要不是没办法，我也舍不得让你走哇。就这样，父亲在他14岁那年的中秋节被拉壮丁当了兵。

父亲是1954年从部队复员回到老家白杨大队的，当大队会计兼二队的保管和计分员。1956年2月，30岁的父亲与母亲结婚，1958年修观音河水库时，实行军事化管理，父亲任连长，带领乡亲修了一年多水库，1960年回到生产队继续担任保管和记分员直到1982年包产到户。在那个年代，保管员和记分员是很重要的岗位，父亲在这个岗位一干就是二十七八年，这么多年里，父亲没有搞过一次特殊，从未出过一次差错。

记得才几岁的我，特别顽皮，没有玩具，我翻箱倒柜发现衣柜抽屉最里边放着三个纪念章，就偷拿出来玩，我还不识字，上了初中的大哥指着字说：这是淮海战役纪念章，这是华北解放纪念章，这一块是全国人民慰问人民解放军代表团纪念章，你耍一下赶紧放回去，要是弄丢了就挨打。纪念章是我们那时最好的玩具，我经常偷出来玩，向小朋友们炫耀。多少年过去了，现在家里只剩下两枚了，淮海战役纪念章不知啥时候被我们玩丢了。

那时父亲有一件黄土色的羊皮大袄，铜扣子足有小鸡蛋大，还是双排的，这羊皮大袄的里子是长长的绵羊毛，用手摸着特别暖和，全大队只有我家有。冬天睡觉，母亲就把羊皮大袄给我们盖在床上，到学校或是生产队看露天电影的时候，父亲就穿上羊皮大袄，待我们要睡着的时候，父亲就用羊皮大袄把我们抱在怀里，让我们睡得香甜。

父亲一直保持着打绑腿的习惯，最早用的是从部队带回来的泥土黄那种绑腿，后来破烂得用不成了，母亲用旧衣裤给他接了两个绑腿布，我总觉得怪怪的，就问他：爹，你为啥要绑腿？爹说：绑习惯了，绑着腿有劲。

在我小时候，每到青黄不接，生产队就会把还没长大的洋芋挖出来按人口分给各户来接上口粮；这时候，每家都眼睁睁地盼望着能分到稍显大一点的洋芋。而那时，爷爷奶奶已经过世，大姑小姑也已出嫁，我家五口人，父亲负责称称分洋芋，每次父亲都是让别人家先分，我家后分，要是有哪一个五口人家的觉得自己的洋芋小了，父亲总会说一句，要不你跟我的调一下，而那户看看我家分的洋芋，总会摇摇头：算了，还不如我这个呢！我曾经问父亲，为啥我家要后分，父亲说：我是保管，就要后分，只要分的大家没意见就行了。

父亲是党员，每逢大队党支部开会，不管别人带不带干粮，每次父亲总是从家里带上粮食和蔬菜去搭伙，从不白吃公家的。公社的领导也曾动员父亲到大队当负责人，父亲说，我只念了两年书，文化程度低，我怕当不好，就在队上吧。

夏天太热，父亲偶尔会光着上身乘凉，端起那个印有“保卫祖国、保卫和平”红字的搪瓷缸子喝水，我们小孩看到父亲腰间有一个指头蛋大的窝，就老爱用小手去摸，父亲总是让我们玩一会然后把我们的小手拿开。

为了供我们上学，父亲和母亲白天夜晚都辛勤劳作，父亲很少说话，累了就默默抽袋旱烟。我很少看到父亲快乐的样子，只有1982年包产到户时，父亲好像比较开心，他说这一下子，大家应该都能吃饱饭了。1986年我初中毕业考上了安师，成为全乡第一个中专生时，我看到父亲露出了开心的笑容，也就是在那一次，父亲陪着到我家恭喜的村干部喝了不少酒，送走村干部，父亲已是醉意朦胧……

趁着父亲高兴，我问起他当兵的事情，父亲终于打开了话匣子：他说他总共当了14年兵，在国民党部队里是6年，共产党部队里8年。前5年主要是抗日打鬼子，第六年搞内战，大家都不想打，民国35年秋天，在部队首长的带领下，父亲加入了共产党部队，随后参加了解放石家庄战斗和淮海战役，在淮海战役中荣立三等功，1949年春天，父亲光荣入党了，担任班长。

最值得父亲自豪的是1949年10月1日，父亲和他的战友参加了开国大典的阅兵式，步兵方阵从天安门前威武雄壮地走过，接受毛主席、朱德总司令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。我问他，方阵离天安门有好远。父亲说，比这到对门堰坎那还远点。

建国后，父亲所在部队驻扎天津，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，1950年8月，父亲随部队跨过鸭绿江，那仗打得特别惨烈。父亲说，去时我们一个排36个人，回国时就只剩下9个人了，去的时候我是班长，回来时是代理排长，部队给我们记了集体二等功。我负了几次伤，小腿也被子弹打穿了，幸好没伤到骨头，腰也被子弹打了，还好我命大，这子弹打进我腰里两公分，卫生员就用手术刀把它从腰上取下来，好了后，就留下了一个窝。我问父亲，死的那些人呢？父亲说，就埋在朝鲜了。我问父亲，您的事您咋不说？回来后您怎么没工作呢？父亲说：有啥可说的，复员是毛主席党中央下的命令，那么多的人都牺牲了，我能活着回来，这是多大的福气！再说，国家那时正困难，哪需要那么多的干部，我又没啥文化，都当干部，哪个来种粮食？

后来，我再问他当兵的一些事，想做一些记录和整理，父亲就不说了，只说，我是一个党员，过去的事你就不要多问了，现在，你只要好好学习就行了。也就是这时候，国家的优抚政策下来了，民政上每月给父亲发优抚金，到“七一”前夕或是春节，慰问解放前入党的老党员时，平梁区委和酒店乡党委就会慰问父亲。

为了送我上安师，父亲和母亲商量，毅然卖掉了家里最值钱的那头大牛。1989年我中师毕业回到家乡教书，家里的条件逐渐好了一点，但父亲的身体条件却每况愈下，吃饭都老冒汗。那是1996年秋，有一天下雨，父亲从屋后上山干活，不小心摔倒在了沟坎下，摔断了腿，也伤了内脏，我那时在西安脱产进修，急忙赶回来给父亲救治，但没过多久，70岁的父亲终因伤势过重永远地离开了我们。记得离开时父亲别的什么都没说，只对我说：“家里就你一个人吃公家饭，一定要好好工作，要对得起家乡和组织啊！”。

那时年轻的我，对父亲的离去，除了悲伤之外，好像并没觉得有什么。后来，我自己做了父亲，走上了工作管理岗位，学习了我们党的历史，知道了无数革命先辈们的光辉事迹后，才真正懂了父爱，懂了父亲一生的艰辛不易，以及对我寄予的无限希望和深切嘱托，懂了父亲的沉默、知止和感恩，懂了父亲和父辈们的平凡与伟大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