老兵父亲

作者:张显斌来源:安康日报发布日期:2022-12-16 16:12
在观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时,感受最深的是祖国的日益强大,这让我禁不住想起了父亲那一代人的精神节操和难忘的履历。
父亲叫张自如,听大姑说,父亲民国15年(1926)出生于石泉县大坝西子坪,民国21年家里遭当地地主敲了钉锤(讹诈钱财),我们惹不起只有躲,爷爷奶奶带着6岁的父亲,一家老小8口人从大坝逃到汉阴县酒店垭,在白杨林买下两间破旧的土屋,又在旁边搭了间茅草屋安顿下来。
民国29年中秋节这天一大早,爷爷张申甲把父亲叫到跟前说:满崽呀,躲了这么久,今天你就不躲了,这半个月来,乡长、保长已经来了三次了,说是我们再不把你交给他们去当兵,就要叫我们家破人亡,看来是躲不过去了,你妈炒了两个菜,一会吃了饭你就跟李保长他们走算了,到了部队听长官的话好好干。父亲泪流满面,说不想去。爷爷说:听说现在当兵是去打日本鬼子,这外国人欺侮我们中国人,要说也应该去。你大哥五年前害病死了,你二哥三年前拉了壮丁,去年外头捎信回来说打仗也打死了,你三哥呢是个瞎子,我们只要勤扒苦做,家里总能过下去。唉!要不是没办法,我也舍不得让你走哇。就这样,父亲在他14岁那年的中秋节被拉壮丁当了兵。
父亲是1954年从部队复员回到老家白杨大队的,当大队会计兼二队的保管和计分员。1956年2月,30岁的父亲与母亲结婚,1958年修观音河水库时,实行军事化管理,父亲任连长,带领乡亲修了一年多水库,1960年回到生产队继续担任保管和记分员直到1982年包产到户。在那个年代,保管员和记分员是很重要的岗位,父亲在这个岗位一干就是二十七八年,这么多年里,父亲没有搞过一次特殊,从未出过一次差错。
记得才几岁的我,特别顽皮,没有玩具,我翻箱倒柜发现衣柜抽屉最里边放着三个纪念章,就偷拿出来玩,我还不识字,上了初中的大哥指着字说:这是淮海战役纪念章,这是华北解放纪念章,这一块是全国人民慰问人民解放军代表团纪念章,你耍一下赶紧放回去,要是弄丢了就挨打。纪念章是我们那时最好的玩具,我经常偷出来玩,向小朋友们炫耀。多少年过去了,现在家里只剩下两枚了,淮海战役纪念章不知啥时候被我们玩丢了。
那时父亲有一件黄土色的羊皮大袄,铜扣子足有小鸡蛋大,还是双排的,这羊皮大袄的里子是长长的绵羊毛,用手摸着特别暖和,全大队只有我家有。冬天睡觉,母亲就把羊皮大袄给我们盖在床上,到学校或是生产队看露天电影的时候,父亲就穿上羊皮大袄,待我们要睡着的时候,父亲就用羊皮大袄把我们抱在怀里,让我们睡得香甜。
父亲一直保持着打绑腿的习惯,最早用的是从部队带回来的泥土黄那种绑腿,后来破烂得用不成了,母亲用旧衣裤给他接了两个绑腿布,我总觉得怪怪的,就问他:爹,你为啥要绑腿?爹说:绑习惯了,绑着腿有劲。
在我小时候,每到青黄不接,生产队就会把还没长大的洋芋挖出来按人口分给各户来接上口粮;这时候,每家都眼睁睁地盼望着能分到稍显大一点的洋芋。而那时,爷爷奶奶已经过世,大姑小姑也已出嫁,我家五口人,父亲负责称称分洋芋,每次父亲都是让别人家先分,我家后分,要是有哪一个五口人家的觉得自己的洋芋小了,父亲总会说一句,要不你跟我的调一下,而那户看看我家分的洋芋,总会摇摇头:算了,还不如我这个呢!我曾经问父亲,为啥我家要后分,父亲说:我是保管,就要后分,只要分的大家没意见就行了。
父亲是党员,每逢大队党支部开会,不管别人带不带干粮,每次父亲总是从家里带上粮食和蔬菜去搭伙,从不白吃公家的。公社的领导也曾动员父亲到大队当负责人,父亲说,我只念了两年书,文化程度低,我怕当不好,就在队上吧。
夏天太热,父亲偶尔会光着上身乘凉,端起那个印有“保卫祖国、保卫和平”红字的搪瓷缸子喝水,我们小孩看到父亲腰间有一个指头蛋大的窝,就老爱用小手去摸,父亲总是让我们玩一会然后把我们的小手拿开。
为了供我们上学,父亲和母亲白天夜晚都辛勤劳作,父亲很少说话,累了就默默抽袋旱烟。我很少看到父亲快乐的样子,只有1982年包产到户时,父亲好像比较开心,他说这一下子,大家应该都能吃饱饭了。1986年我初中毕业考上了安师,成为全乡第一个中专生时,我看到父亲露出了开心的笑容,也就是在那一次,父亲陪着到我家恭喜的村干部喝了不少酒,送走村干部,父亲已是醉意朦胧……
趁着父亲高兴,我问起他当兵的事情,父亲终于打开了话匣子:他说他总共当了14年兵,在国民党部队里是6年,共产党部队里8年。前5年主要是抗日打鬼子,第六年搞内战,大家都不想打,民国35年秋天,在部队首长的带领下,父亲加入了共产党部队,随后参加了解放石家庄战斗和淮海战役,在淮海战役中荣立三等功,1949年春天,父亲光荣入党了,担任班长。
最值得父亲自豪的是1949年10月1日,父亲和他的战友参加了开国大典的阅兵式,步兵方阵从天安门前威武雄壮地走过,接受毛主席、朱德总司令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。我问他,方阵离天安门有好远。父亲说,比这到对门堰坎那还远点。
建国后,父亲所在部队驻扎天津,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,1950年8月,父亲随部队跨过鸭绿江,那仗打得特别惨烈。父亲说,去时我们一个排36个人,回国时就只剩下9个人了,去的时候我是班长,回来时是代理排长,部队给我们记了集体二等功。我负了几次伤,小腿也被子弹打穿了,幸好没伤到骨头,腰也被子弹打了,还好我命大,这子弹打进我腰里两公分,卫生员就用手术刀把它从腰上取下来,好了后,就留下了一个窝。我问父亲,死的那些人呢?父亲说,就埋在朝鲜了。我问父亲,您的事您咋不说?回来后您怎么没工作呢?父亲说:有啥可说的,复员是毛主席党中央下的命令,那么多的人都牺牲了,我能活着回来,这是多大的福气!再说,国家那时正困难,哪需要那么多的干部,我又没啥文化,都当干部,哪个来种粮食?
后来,我再问他当兵的一些事,想做一些记录和整理,父亲就不说了,只说,我是一个党员,过去的事你就不要多问了,现在,你只要好好学习就行了。也就是这时候,国家的优抚政策下来了,民政上每月给父亲发优抚金,到“七一”前夕或是春节,慰问解放前入党的老党员时,平梁区委和酒店乡党委就会慰问父亲。
为了送我上安师,父亲和母亲商量,毅然卖掉了家里最值钱的那头大牛。1989年我中师毕业回到家乡教书,家里的条件逐渐好了一点,但父亲的身体条件却每况愈下,吃饭都老冒汗。那是1996年秋,有一天下雨,父亲从屋后上山干活,不小心摔倒在了沟坎下,摔断了腿,也伤了内脏,我那时在西安脱产进修,急忙赶回来给父亲救治,但没过多久,70岁的父亲终因伤势过重永远地离开了我们。记得离开时父亲别的什么都没说,只对我说:“家里就你一个人吃公家饭,一定要好好工作,要对得起家乡和组织啊!”。
那时年轻的我,对父亲的离去,除了悲伤之外,好像并没觉得有什么。后来,我自己做了父亲,走上了工作管理岗位,学习了我们党的历史,知道了无数革命先辈们的光辉事迹后,才真正懂了父爱,懂了父亲一生的艰辛不易,以及对我寄予的无限希望和深切嘱托,懂了父亲的沉默、知止和感恩,懂了父亲和父辈们的平凡与伟大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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